剑桥中国史 [1071]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1929年发生的事件总数为46起（23.35％），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1930年则不超过20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1929年发生了18起风潮（整个10年总数为73起，几达1/4），而1930年仅4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或甚至被杀死。②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度过收获前的难关。③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④这个晚清中国及17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10年期间依然存在。①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1932年10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1932年10月19日）。大约有50名示威者被捕（在10月21日），从而引起了一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了200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10月23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12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8人死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10月23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10月29日拂晓）后，这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10月24日，250名被捕的示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1932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1932年10月4日），但未能做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在事件发生后1/4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20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不上税的“黑田”免税。①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主们。②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①然而，引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失败可能是起事仓促造成的。②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或者，如果不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通常县长会被调离，而引起事件爆发的措施会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并不意味失败。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