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22]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20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19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8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19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绍兴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团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的活动。16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世纪初，妇女在海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19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间，提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的挣扎。①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导人物。②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①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的；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19世纪初的鸦片买卖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大。哥老会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①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40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30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①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