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17]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第291—332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特别是第3章。
④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7—214页。
① 见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35—602页。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2章，《运输》。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不稳定性和并非与过去全然无关的进展很慢的内部变革；也反映了西方贸易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冲击。讨论19世纪的经济，有一种方法是回溯几百年去考虑商品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过程，或是考虑农村的社会关系与土地的占有的变化；这些至少可追踪到16、17世纪的明代。①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甚至仍在争论，晚期帝国的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轮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来的，可是，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入侵上。
20世纪以前的资料贫乏和较近期数字的不完备可靠，妨碍了分析工作。区域的多样性与缺乏国内的统一市场，意味着总数字有可能掩盖重要的区域差异，而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20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连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连结的小村庄里。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到18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①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18世纪后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②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19世纪扩大了。①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19世纪已很复杂精细。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19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进一步提出，在19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18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17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19世纪的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17世纪和18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①这种停滞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②，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③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经济内部颇有剩余。①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②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少投资，也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