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011]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节略，因而和原著有所不同。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1925年版。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A.卡普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戴维·D.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研究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值。外交部档案FO228，包括1834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1906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到1927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第1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1979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这方面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