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隐私 [1]
收集、储存、交换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并且威胁个人隐私的特征也随之改变了。然而，尽管电子革命几乎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罪魁祸首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它的用途。就在本周，我在菲律宾了解到一项使用RFID芯片的提案，该芯片被广泛用于跟踪货物和患者的医疗数据及保护学生免受绑架。在皮肤下面植入芯片（像跟随主人的小狗一样）在追踪失踪人员（包括那些患有痴呆症的人）方面，显然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个代价是否太高？当我们听任自己的权利被视而不见——即使其目的是有益的，我们的社会还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吗？
尽管有这些非凡的技术发展，我在1980年思考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确实，在对这本书和过去三十年中其他著作所讨论的隐私权核心问题的分析中，我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持异议之处！这一发现让人稍感宽慰。当然，我可能是错的。但是，尽管过了三十多年，我仍然认为，将隐私权扩展到“决策”问题（堕胎、节育、性偏好）并导致其与自由和自主权混为一谈（这种混为一谈是可以理解的）是错误的。我还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些许安慰，那就是，虽然对隐私权减少的反乌托邦式预测甚嚣尘上，但很少提及这些和其他常常渗透在隐私权领域的“决策”问题。当隐私权倡导者警告说我们的信息社会带来了无数的危险时，他们却很少为这些问题伤脑筋，尽管这些问题很重要。这是否默认了隐私权的真正含义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直觉理解和使用是一致的？隐私权难道不是主要保护敏感信息的一种利益吗？当我们哀叹它的消亡时，难道我们不为失去对个人隐私的控制而感到悲痛吗？这种控制的本质是对我们最私密的细节明确行使自主权，不管这些细节是被窥探到的还是被无偿公布的。
也许这种路径是错误的？为什么各种截然不同的隐私权不能作为同一基本理念的不同但相关的维度而共存？何不允许“信息隐私权”与“决策隐私权”和平共处呢？我觉得讽刺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原先片面忽视前者，而加强宪法对后者的保护，但现在可能风水轮流转了。而且有一些细微的迹象表明，如后文所述，人们承认迫切需要根据欧洲的思路来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我之所以抵触将隐私权等同于自主权，并不是因为否认权利的重要性，甚至也不是因为宽泛的表述这些权利易于获得法律上的认同，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反，它所基于的信念是，通过将这一问题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来处理，总是勉为其难地硬塞入隐私权这件紧身衣所造成的各种难题可能更容易得到解决。隐私权的概念已变得过于模糊和臃肿，难以对其进行有用的分析。这种含糊不清实际上削弱了隐私权价值的重要性，也阻碍了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我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论述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尽管法律是保护隐私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主题显然还蕴含其他一些层面——社会、文化、政治、心理和哲学。此处我试图考虑这些和其他几种力量，它们塑造了我们对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概念的理解。
我研究隐私权的历程始于多年以前，当时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那时无论是文献（主要是美国人写的）还是立法（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都很少。第一代数据保护法律还处于萌芽阶段。当然，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把这种现象描述为爆炸并不夸张。我涉足这个领域源于从学术上去努力阐明隐私权这个难以解释的概念。这种日益脆弱的权利的实际层面从未远离我们，它们也不可能远离，因为信息时代近在眼前。二元宇宙和它的多重数字形式，加上新的精密的电子监视装置和厚颜无耻的侵入性媒体，使人们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任何自满都显得天真无邪。此外，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关于法律改革和其他的若干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致力于阐明隐私权千变万化的性质，并制定了可据以保护隐私的措施。从这些机会中获得的经验对我理解并判断隐私和数据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很感激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下属的隐私权分委员会的成员，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捍卫和保护隐私的运动是由世界各地的公益研究和倡导团体不屈不挠地发起的。在这危险的前线巡逻的是各类杰出人士，对他们，我们亏欠了很多。这些组织，特别是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英国的国际隐私组织，不仅捍卫隐私权事业，而且还对该问题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方面都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包括通常在许多法域中危险的隐私权状况，并定期提供信息。我特别向戴维·巴尼萨、罗杰·克拉克、西蒙·戴维斯、格斯·侯赛因和马克·罗滕贝格致敬，他们与其他群体和个人的众多劳动成果之一是，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和隐私权专家于2009年11月在马德里签署了一项隐私权未来的重要宣言。虽然这项宣言是在本书付梓后才能定稿，但仍有可能将其作为附录列入本书。
多年来，一群杰出的同事、隐私事务专员和其他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给我鼓励、建议和帮助。感谢约翰·培根-肖恩、埃里克·巴伦特、科林·本内特、马克·伯特霍尔德、乔恩·宾，已故的彼得·伯克斯、迈克尔·布赖恩、安·卡武克安、戴维·弗莱厄蒂、格雷厄姆·格林利夫、戈弗雷·卡恩、迈克尔·柯比、斯蒂芬·劳、查尔斯·拉布、梅甘·理查森、斯特凡诺·罗多塔、杰米·史密斯和奈杰尔·沃特斯。但任何人都不应因我本人在此处和别处出现的纰漏而承担责任。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团队一如既往是这个项目的最佳合作者。我特别感谢安德列亚·基根、埃玛·马钱特、凯拉·狄金森、克斯廷·德马塔和德博拉·普罗瑟罗。卡迪戈·拉马林根和她的SPI团队做了出色的工作，将我的文本和图像转换成这么漂亮的一卷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文稿的写作收尾时，甚至在阅读校样的时候，仍然持续涌现无数侵犯隐私的报道。请读者注意，你手中这本书的主题是非常不稳定的，对个人隐私的新挑战在等待着我们。为了保护和维系这一不可或缺的民主理想，我们需要警惕和决心。
雷蒙德·瓦克斯
第一章 对隐私的侵袭
从前，乘客无须被搜身就可以登机。“hacking[1]”形容咳嗽——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cookies[2]”是拿来吃的，而不是让人担惊受怕的。
有人监视着你。无所不在的“老大哥”[3]不再让人震惊。无论公私部门，对交易数据的“低技术”收集都变得很普遍。除了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在公共场所的日常监视外，对移动电话、工作场所、车辆、电子通信和网络活动的监测也迅速在大多数先进社会普及。
从广义来说，隐私的含义超出了这些以个人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侵犯，它将包括对私人领域的多重侵犯，特别是政府的侵犯，这体现为沃伦和布兰代斯[4]提出的短语——“独处的权利”。这个广义性的概念让人联想到爱德华·科克爵士17世纪的著名宣言，即“一个人的家就是他最坚固的城堡”，它包含各种侵权问题，不仅侵犯了“空间”和“地点”的隐私，而且还干扰了通常具有道德属性的“决策”问题，比如堕胎、节育和性偏好等。
就监控的情形而言，片刻的反思就会揭露出许多有讽刺意味的事，甚至诸多难题，其性质及我们对它的反应既不直接也不显明。“老大哥在看着你”是威胁？是陈述事实？还是仅仅欺骗性的恐吓？这有什么不同吗？例如，我得知自己被一台闭路电视摄像机监视，这是否侵犯了我的隐私呢？如果摄像机（现在广泛使用的）只是一个逼真地模仿闪光灯、探测镜头、恐吓性移动拍摄的仿制品，会怎么样？其实它什么都没有录下，但我不知道它没录下。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又或者假设摄像机是真的，但由于出故障了而没有生成、存储或使用图像？我的行动没有被监控，但主观上我无法镇定。只要有一个装置出现，似乎在监控和记录我的行为，就无疑让我不安。
换句话说，我相信自己被监视使我感到不平。实际上，我是否是监视的对象，这并不重要。因此，我反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有人在监视我——因为我没被人监视，而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被监视的这种可能性。
在这方面，被一个可见的闭路电视摄像机监控不同于其他避不开的秘密设备：电子监听装置。我的房间、办公室或者我的电话也许会被窃听，既然是窃听，顾名思义，我通常对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一无所知。当然，我不知情并不影响这种做法令人反感。然而，与仿制品或出故障的相机不同的是，这种秘密设备使我一直受到监视：我的私人会话被记录或截听，尽管我没有意识到，我的通信（电子邮件或普通邮件）被秘密拦截，也是如此。
在前一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个人信息被捕获；后一种情况则有，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侵扰”范畴，但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越研究这个（被忽视的）问题，“侵扰”这个主题就变得越支离破碎。我们需要对每种行为进行单独的分析；它们都会引起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尽管这些情况都会因为人们的普遍担心而混在一起——人们担心自己的社会可能正在滑向或已经显示出奥威尔式社会严苛审查的恐怖特征。
图1 英国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设计了一个监狱，方便对囚犯进行秘密观察。“圆形监狱”这个词在贬义上用来比喻对个人信息的监控，尤指对网上信息的监控。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关于感觉及其后果的问题。虽然我确信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在监视我是基于明显的证据，而我对自己的通信或对话被截取不知情则显然是无证据支撑的，但这种不安是类似的。两种情况下，人们都厌恶地意识到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推测自己的言行受到了监视。例如，在南非种族隔离最黑暗的镇压时期，反政府活动分子的电话经常被安全部门窃听。因此，人们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说话。这不可避免会让说话显得生硬、不自然。人们在公共场合或私人空间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是国家未能适当管理监视的结果，这种结果令人不安。例如，越来越多应用于工作场所的监控手段，不仅在改变这种环境的特点，而且也在改变我们所做工作的性质和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被监控，或者仅仅可能被监控，这损害了我们的心理和情感自主性：
自由交谈的特点通常是夸夸其谈、脏话连篇、信口开河，这种反社会的欲望或观点的表达，我们无须认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