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诺贝尔奖华裔获得者自述：光纤之父·高锟自传 [6]
就要在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过全新的学校生活，适应完全用英语授课。
1949年的香港与上海相比，仍是个宁静的小城，没有上海车水马龙的烦嚣。它的美丽迷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这个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的小岛，海港两岸的景致令人看之不倦。在港岛已具规模的城市之上，是高耸的群山，草木四季常青，其中以扯旗山为最高。遥望九龙，狮子山一如其名，雄峙一方。两岸高楼广厦林立，为财富与权力汇聚之地。汇丰银行及中国银行大厦并为港岛最触目的景点，而富殖民地风格的半岛酒店和铁路总站的钟楼则成为九龙半岛的标志。海港上轮船往来如鲫，坐上来往港九的天星渡轮，是欣赏两岸景色的最佳方法。时至今日，天星小轮仍在运行，但两岸的天际轮廓已截然不同了。
Chapter04 航向世界（2）
英国海军在港岛设有基地，时常可见挂满各色旗帜的战舰在那里停泊。水手们上岸后，大都到东邻的湾仔区游乐，以调剂一下沉闷的航海生活，这一带遂成灯红酒绿的区域，也是不少流行小说的背景所在。但因空运发达，海运萎缩，水手行业式微，湾仔的红灯区现已褪色，转而成为建筑材料的集散地，旧日的建筑物，也多已拆除重建，不留一点风月遗痕。
客轮把我们由台湾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的海运码头靠岸。海运码头现今仍在，但已经过多次扩建。甫抵达，我只感觉到周围的人怎么都在胡言乱语。香港人主要来自广东省，说的是粤语，语音和语法都与上海话或我在上海上学时学的国语大相径庭，我一句也听不懂，讲更不行。也就是说，我根本难以与别人沟通。我只好说英语，幸好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英语，但一般市民却完全不懂洋文，我遂有如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之感。
在我们之前，也有不少上海人举家移居香港，在港岛的北角区，就俨然形成一个颇热闹的上海人社会，更有“小上海”之称。在那儿，我终找到能明白我说什么的人，我的父母也交上了新朋友。对于本地话我们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父母亲从来说不上广东话，我的弟弟倒十分成功。二舅父和二舅母在香港已住上十年，说起广东话仍舌头打结。我的四位表兄弟，和我年纪相若，差不多一出生便处身粤语环境，大舅父的三个儿子也一样。大舅父在我们抵港数年后便移民美国。但在我们相处的几年间，我们表兄弟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几个都在同一家学校读书。
我很轻易便适应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挺喜欢这儿的学校。南北两地的学习生活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科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授，但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技巧，求取新的知识便来得较容易和自然。尽管广东话不灵光，中英文流畅提高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我日渐养成多元文化的习性。
一个好老师，要能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在天主教学校五年，受教于兄弟会的教士，是我的一大重要启导。我深受他们的热诚感染，以至深信宗教对个人救赎起重要作用。但我对宗教教条有所保留。我们虽然借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我们无法肯定是否能准确表达我们真正的意念。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自己是谁，我们为什么生存，又用什么方法验证我们抽象的信仰。
我们班里的人数颇多，每班约有四十人。我入读4B班，然后升上第三班，再后是第二班、第一班，也就是预科班。这种分班方法与上海的颇有不同，在上海我读的总是第八班，那表示我们是在创校第八年入学的。我与第八班的不少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络，在圣约瑟中学，我与不同班级的同学都交上朋友，友谊一直维系不断。同学相聚，都回味往日时光，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记忆，生怕会忘记学校对我们的培育。
升上第二班，就要面对中学会考。每个学生都可选考最多十个科目，我鼓起勇气，报考十科。
在这阶段，我发觉所有科学和数学科目都不难，因此集中精神背诵与历史和地理有关的日子和地点。我觉得历史和地理科的教法很沉闷，不易读熟。但考试成绩出来，却令我喜出望外，我是全港头十名成绩最佳学生之一，可以拿取奖学金升上预科。
Chapter04 航向世界（3）
身为预科生，我们有不少特权。我们还未意识到，这目的其实是培养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给委派为学长，又成为老师的助手，甚至帮他们批改测验卷。这一方面可减轻老师的教学重担，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懂得认真尽责的执行任务。学习的方法对我们帮助更大，我们不用再生吞硬记老师的讲授内容，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寻求答案。这教晓我们运用图书馆材料和通过与老师讨论，自我学习。回想起来，这比当时英国的制度更好。英国取消了一年预科制，改为两年的高级程度课程，有意进入大学的学生，须至少研读三个与将来所读学科有关的高级程度科目。以工程学为例，学生须从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中选择三科进行修读。当局认为，这些都是可在大学环境之外教授的基本科目，也是学习工程学的必需工具。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减少在大学修读的学科，将考取大学学位所需的时间由四年减至三年，从而减低大学教育的成本。
我的兴趣很多，最后决定修读电机工程。到底为什么我会有此选择，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虽然我对化学很入迷，但我还是想做个电机工程师。碰巧那年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未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我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考英国的大学。我选择了伦敦大学的和域治理工学院（Woolwich Polytechnic），这学院提供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之后可升上新的三年制学位课程。因为喜爱化学，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了四个科目。坦白说，我报考高级程度化学只是因为觉得那些化学实验很好玩，我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是件苦差。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既有趣又有满足感。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事实上，如果我们做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事，生活更快乐没有了。
怀着兴奋和天真的热情，我盼望着1953年夏天的来临，到时，我将乘船前往伦敦。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我倒很平静，可母亲却忙得不可开交，为我准备行装。伦敦这世界第二大城市，在她眼中仿佛是个穷乡僻壤，吃的用的全都欠奉，而外国人又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她为我预备了大量衣物、梳洗用品、日常杂物，甚至罐头食品等等，那分量足够我用上十年。我记起唐诗人孟郊那首著名的《游子吟》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时感受尤深。
启程当日，母亲留在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送我上路。母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她总是能收藏自己的感情，在面对疑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她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业，希望我们能成人长进，自我独立。把长子送往学费昂贵的外国就读，颇耗费家里的积蓄，但双亲义无反顾。未来几年，家里都不会有余钱让我回港探亲，十三年后我首度回港，竟是挈妇将雏了。在1953年盛夏的那一天，她留在家里与我说再见，显然不想在公众地方情绪化起来。
许多亲友都来了。大家都很渴望看看多年来不停往返英国和香港的那艘广州号（）客轮到底是什么模样。据一名水手说，单看船上油漆的厚度，便知道它的船龄。原来这船每次远航，都把油漆翻新一次。它看来的确干净清爽，对一次三十天的航程已准备就绪。我带着送行的亲友在船上四处参观，浑不觉播音器提醒所有非搭客立即离船，还差点和他们一块步出跳板。那时我还泰然自若，大谈船上的洁净，要他们记着给我写信，催促他们在跳板拉起前赶快离船。分别的一刻似乎在各人，包括我自己，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我见通道上有一张舒服的座椅，就坐下来定一定神。一直平静的人这才意识到，我与家庭那无形的脐带将断然分离，我霍然而起，跑到船边，只见船和码头的距离愈来愈远，岸上有乐队不停吹奏，送行的人不停挥手。就这样，我独自起行，到一个遥远的国度，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命运，迎接种种未知的挑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虽然我只有十九岁。
Chapter04 航向世界（4）
我的卧舱是个标准的四床客舱，在甲板之下数层。和我同舱的，是三位足以做我伯父的先生。其中一位把上铺让给我，说上铺对年轻人比较适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与这三位先生共处，应了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航程中，来自香港联合书院的周博士给我上了张量力学（tensor mechanics）原理的宝贵一课。他又教我学会欣赏辛辣和咖喱食物，其中秘诀，就是用啤酒来消解那滚烫的感觉。他教我的数学，远高于我当时的水平，但我学来一点也不觉困难。他的敦厚和乐于助人，令我对长者肃然起敬。日后，周博士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并成为数学系主任。1987年我获聘为中大校长时，他仍在校内任教，但已接近退休之年了。在悠长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但显示出严正克己的高尚情操，也培养了不少杰出的数学家，其中一位更是菲尔滋奖得主（Fields Medallist）。我的旅程可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船出公海，便全速破浪前进。船长祝我们旅途愉快言犹在耳，我已隐然感觉到我的愉快快完了。邮轮在波涛中颠簸，我的胃也随着颠簸。我虽即时采取应急行动，凝神望向远方以减轻波动的感觉，又远离船边以避开熏人欲呕的油烟气味，并深呼吸和减少移动，但都不能奏效。我五内翻腾，冷汗直冒，尽想呕吐。这时如果有人看见我，一定会给我铁青的脸色吓一跳。只有躺在床上令我舒服点，也许是大海平静了，也许是在我入睡后身体自然适应了大海的波动。第二天起来感觉好多了，我不再理会船身的起伏，双腿便轻快起来，还参加了船上的各种玩意，如网球和汤姆拉彩票游戏（tombola，港称泵波拿）。也挺享受船上的腌肉、鸡蛋、香肠早餐，和午前的红茶与蛋糕。
四天后我们在新加坡靠岸。初踏上陆地，却发觉新加坡在地震，把我震得左摇右摆。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我终明白到，我之所以会晕船，是因为我尝试与船的摆动抗衡，而不是与船一起摆动。这也是为什么睡在摇床上，人不会有晕眩感觉的原因。你要顺应动荡，而不是逆抗动荡。
本来，乘船和飞机都令我不适。经过不断的磨炼，我知道在颠簸中若强行保持固定，那欲呕的感觉就来了。一晕头转向，我的脸色便一阵青一阵紫。这也曾成为家人的笑柄。但当我领悟不能与现实违抗的道理，对于风风浪浪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从此远
1949年的香港与上海相比，仍是个宁静的小城，没有上海车水马龙的烦嚣。它的美丽迷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这个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的小岛，海港两岸的景致令人看之不倦。在港岛已具规模的城市之上，是高耸的群山，草木四季常青，其中以扯旗山为最高。遥望九龙，狮子山一如其名，雄峙一方。两岸高楼广厦林立，为财富与权力汇聚之地。汇丰银行及中国银行大厦并为港岛最触目的景点，而富殖民地风格的半岛酒店和铁路总站的钟楼则成为九龙半岛的标志。海港上轮船往来如鲫，坐上来往港九的天星渡轮，是欣赏两岸景色的最佳方法。时至今日，天星小轮仍在运行，但两岸的天际轮廓已截然不同了。
Chapter04 航向世界（2）
英国海军在港岛设有基地，时常可见挂满各色旗帜的战舰在那里停泊。水手们上岸后，大都到东邻的湾仔区游乐，以调剂一下沉闷的航海生活，这一带遂成灯红酒绿的区域，也是不少流行小说的背景所在。但因空运发达，海运萎缩，水手行业式微，湾仔的红灯区现已褪色，转而成为建筑材料的集散地，旧日的建筑物，也多已拆除重建，不留一点风月遗痕。
客轮把我们由台湾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的海运码头靠岸。海运码头现今仍在，但已经过多次扩建。甫抵达，我只感觉到周围的人怎么都在胡言乱语。香港人主要来自广东省，说的是粤语，语音和语法都与上海话或我在上海上学时学的国语大相径庭，我一句也听不懂，讲更不行。也就是说，我根本难以与别人沟通。我只好说英语，幸好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英语，但一般市民却完全不懂洋文，我遂有如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之感。
在我们之前，也有不少上海人举家移居香港，在港岛的北角区，就俨然形成一个颇热闹的上海人社会，更有“小上海”之称。在那儿，我终找到能明白我说什么的人，我的父母也交上了新朋友。对于本地话我们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父母亲从来说不上广东话，我的弟弟倒十分成功。二舅父和二舅母在香港已住上十年，说起广东话仍舌头打结。我的四位表兄弟，和我年纪相若，差不多一出生便处身粤语环境，大舅父的三个儿子也一样。大舅父在我们抵港数年后便移民美国。但在我们相处的几年间，我们表兄弟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几个都在同一家学校读书。
我很轻易便适应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挺喜欢这儿的学校。南北两地的学习生活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虽然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科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授，但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技巧，求取新的知识便来得较容易和自然。尽管广东话不灵光，中英文流畅提高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我日渐养成多元文化的习性。
一个好老师，要能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在天主教学校五年，受教于兄弟会的教士，是我的一大重要启导。我深受他们的热诚感染，以至深信宗教对个人救赎起重要作用。但我对宗教教条有所保留。我们虽然借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我们无法肯定是否能准确表达我们真正的意念。我们甚至无法确知自己是谁，我们为什么生存，又用什么方法验证我们抽象的信仰。
我们班里的人数颇多，每班约有四十人。我入读4B班，然后升上第三班，再后是第二班、第一班，也就是预科班。这种分班方法与上海的颇有不同，在上海我读的总是第八班，那表示我们是在创校第八年入学的。我与第八班的不少同学，至今仍保持联络，在圣约瑟中学，我与不同班级的同学都交上朋友，友谊一直维系不断。同学相聚，都回味往日时光，我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记忆，生怕会忘记学校对我们的培育。
升上第二班，就要面对中学会考。每个学生都可选考最多十个科目，我鼓起勇气，报考十科。
在这阶段，我发觉所有科学和数学科目都不难，因此集中精神背诵与历史和地理有关的日子和地点。我觉得历史和地理科的教法很沉闷，不易读熟。但考试成绩出来，却令我喜出望外，我是全港头十名成绩最佳学生之一，可以拿取奖学金升上预科。
Chapter04 航向世界（3）
身为预科生，我们有不少特权。我们还未意识到，这目的其实是培养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给委派为学长，又成为老师的助手，甚至帮他们批改测验卷。这一方面可减轻老师的教学重担，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懂得认真尽责的执行任务。学习的方法对我们帮助更大，我们不用再生吞硬记老师的讲授内容，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寻求答案。这教晓我们运用图书馆材料和通过与老师讨论，自我学习。回想起来，这比当时英国的制度更好。英国取消了一年预科制，改为两年的高级程度课程，有意进入大学的学生，须至少研读三个与将来所读学科有关的高级程度科目。以工程学为例，学生须从纯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中选择三科进行修读。当局认为，这些都是可在大学环境之外教授的基本科目，也是学习工程学的必需工具。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减少在大学修读的学科，将考取大学学位所需的时间由四年减至三年，从而减低大学教育的成本。
我的兴趣很多，最后决定修读电机工程。到底为什么我会有此选择，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虽然我对化学很入迷，但我还是想做个电机工程师。碰巧那年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未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我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考英国的大学。我选择了伦敦大学的和域治理工学院（Woolwich Polytechnic），这学院提供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之后可升上新的三年制学位课程。因为喜爱化学，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了四个科目。坦白说，我报考高级程度化学只是因为觉得那些化学实验很好玩，我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是件苦差。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既有趣又有满足感。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事实上，如果我们做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事，生活更快乐没有了。
怀着兴奋和天真的热情，我盼望着1953年夏天的来临，到时，我将乘船前往伦敦。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我倒很平静，可母亲却忙得不可开交，为我准备行装。伦敦这世界第二大城市，在她眼中仿佛是个穷乡僻壤，吃的用的全都欠奉，而外国人又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她为我预备了大量衣物、梳洗用品、日常杂物，甚至罐头食品等等，那分量足够我用上十年。我记起唐诗人孟郊那首著名的《游子吟》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时感受尤深。
启程当日，母亲留在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送我上路。母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她总是能收藏自己的感情，在面对疑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她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业，希望我们能成人长进，自我独立。把长子送往学费昂贵的外国就读，颇耗费家里的积蓄，但双亲义无反顾。未来几年，家里都不会有余钱让我回港探亲，十三年后我首度回港，竟是挈妇将雏了。在1953年盛夏的那一天，她留在家里与我说再见，显然不想在公众地方情绪化起来。
许多亲友都来了。大家都很渴望看看多年来不停往返英国和香港的那艘广州号（）客轮到底是什么模样。据一名水手说，单看船上油漆的厚度，便知道它的船龄。原来这船每次远航，都把油漆翻新一次。它看来的确干净清爽，对一次三十天的航程已准备就绪。我带着送行的亲友在船上四处参观，浑不觉播音器提醒所有非搭客立即离船，还差点和他们一块步出跳板。那时我还泰然自若，大谈船上的洁净，要他们记着给我写信，催促他们在跳板拉起前赶快离船。分别的一刻似乎在各人，包括我自己，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我见通道上有一张舒服的座椅，就坐下来定一定神。一直平静的人这才意识到，我与家庭那无形的脐带将断然分离，我霍然而起，跑到船边，只见船和码头的距离愈来愈远，岸上有乐队不停吹奏，送行的人不停挥手。就这样，我独自起行，到一个遥远的国度，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命运，迎接种种未知的挑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虽然我只有十九岁。
Chapter04 航向世界（4）
我的卧舱是个标准的四床客舱，在甲板之下数层。和我同舱的，是三位足以做我伯父的先生。其中一位把上铺让给我，说上铺对年轻人比较适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与这三位先生共处，应了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航程中，来自香港联合书院的周博士给我上了张量力学（tensor mechanics）原理的宝贵一课。他又教我学会欣赏辛辣和咖喱食物，其中秘诀，就是用啤酒来消解那滚烫的感觉。他教我的数学，远高于我当时的水平，但我学来一点也不觉困难。他的敦厚和乐于助人，令我对长者肃然起敬。日后，周博士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并成为数学系主任。1987年我获聘为中大校长时，他仍在校内任教，但已接近退休之年了。在悠长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但显示出严正克己的高尚情操，也培养了不少杰出的数学家，其中一位更是菲尔滋奖得主（Fields Medallist）。我的旅程可说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船出公海，便全速破浪前进。船长祝我们旅途愉快言犹在耳，我已隐然感觉到我的愉快快完了。邮轮在波涛中颠簸，我的胃也随着颠簸。我虽即时采取应急行动，凝神望向远方以减轻波动的感觉，又远离船边以避开熏人欲呕的油烟气味，并深呼吸和减少移动，但都不能奏效。我五内翻腾，冷汗直冒，尽想呕吐。这时如果有人看见我，一定会给我铁青的脸色吓一跳。只有躺在床上令我舒服点，也许是大海平静了，也许是在我入睡后身体自然适应了大海的波动。第二天起来感觉好多了，我不再理会船身的起伏，双腿便轻快起来，还参加了船上的各种玩意，如网球和汤姆拉彩票游戏（tombola，港称泵波拿）。也挺享受船上的腌肉、鸡蛋、香肠早餐，和午前的红茶与蛋糕。
四天后我们在新加坡靠岸。初踏上陆地，却发觉新加坡在地震，把我震得左摇右摆。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我终明白到，我之所以会晕船，是因为我尝试与船的摆动抗衡，而不是与船一起摆动。这也是为什么睡在摇床上，人不会有晕眩感觉的原因。你要顺应动荡，而不是逆抗动荡。
本来，乘船和飞机都令我不适。经过不断的磨炼，我知道在颠簸中若强行保持固定，那欲呕的感觉就来了。一晕头转向，我的脸色便一阵青一阵紫。这也曾成为家人的笑柄。但当我领悟不能与现实违抗的道理，对于风风浪浪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从此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