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金庸 [1]
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甚麼，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份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二年四月 于香港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呵慰，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麇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麇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见官兵和囚车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便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欢喜，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吧！’”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拥有九鼎。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见天色阴沉沉的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头戴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脸色皓白，颏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逸。他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
黄宗羲轻轻击桌，赞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甚麼，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份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二年四月 于香港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呵慰，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麇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麇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见官兵和囚车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便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欢喜，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吧！’”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拥有九鼎。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见天色阴沉沉的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头戴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脸色皓白，颏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逸。他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
黄宗羲轻轻击桌，赞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