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76]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①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着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着作。
①汪一驹着《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③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①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着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②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①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①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着《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②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③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①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②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着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斯集》第55页。
④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着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化学。
①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②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③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④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②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①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②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着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同上书，第8-9、10、13-14页。
①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③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①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②《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③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④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①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着）和第12卷，第3章（费维恺着）；又见威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着，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②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①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③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属30年代初期最着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①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