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61]
①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②同上，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月3日。
③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克宁翰电报，1933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221-228页。
①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①《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②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 1028页。
③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①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②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893.00/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①（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②同上，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③同上，893.00/15141font style="font-size:9.0pt;c（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④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①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北部（同上，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地方（同上，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②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和注26。
③张天翼：《仇恨》。
①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和419-429；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①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②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8-19和24-29页。
①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外交事件。
②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①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①《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1-1032页。
③《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③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第124-129页。
①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②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③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311页。
①《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②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页。
③同上，第131页。
④《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⑤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7月16日），第110页。
①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①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国）》。
①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47页。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1928年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