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5]
①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59-65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89-291页。
②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7-405页；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年到1910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470-471页。
①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着增加，但到1953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的大区，见同书第214-215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36-247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10-211页。
②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年》；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05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页。
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近着。
②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697-978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389-423页。
①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者。
②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78年7月）和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113-115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第539-558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①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08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88页。
②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4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45-747页。
③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318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29-330页。
①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64-81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59-375页。
②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397-438页；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5章（马若孟着）。
①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8、412-413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16-2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76-90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25-33页。
②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6-599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3-65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斯基着作，第53-55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362-363页；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第733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7-418页和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年3月5日第3版。
①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第387-411页。
②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22-424页有摘要。
①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26卷，第31-32页；第27卷，第12-13、40-41页；《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4，743-744页；苏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84-85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42-146页。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112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18-119页。
②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年》，第61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343-348页。
③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128页；第6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19世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①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97-100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694-699页。
②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14页。
③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23-27页。
①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着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7-144页。
②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8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95-124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
①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19-48页。
②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③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着）。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第535-540页。有显着的迹象表明16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例如，威廉·阿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第1-33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着不多。
①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202-220页。拉尔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②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05-226页。
①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74-186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