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41]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着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③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着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④
①《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和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③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文献》，第346-355页。
②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2页。
③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①《红色文献》，第335和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③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⑤《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⑥《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①《红旗》，1930年8月16日。
②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①同上书，第2卷，第133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59和128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135和1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①《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②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着《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②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④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