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39]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③
②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①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者。
①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②《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
②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红旗飘飘》第f13集，第7页。
①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③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①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③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④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①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②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页。
③《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页。
④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