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5]
①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世纪末叶中国的清议》，《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19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页。
②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各处，第394-398页；柯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年-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91-225页。
①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这种解释采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①《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②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③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①立宪运动的主要着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又见张朋园：《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第273-299页。对清代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彻关于自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中国的民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年-1914年》）。关于在国家、省、县级扩大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第10-11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政府或革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说》，载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08页）。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页有详细论述。关于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第1-18页。
①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页。
①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38-141页。
②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中有论述。
③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页；也见芮沃寿的序。关于晚清，基本专着是萧公权：《农业中国》；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着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1-37页，特别是第15-25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
①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国会》，《亚洲研究杂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第293-313页；见第301页。代议机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着《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16-219页。
②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章，关于1912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的种种尝试”（第30页）。
③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
①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439-470页，见第448页。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0章。比较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7-148、183-185页。
③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E.M.马西森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年》，各处。
①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杂志》第32期（1972年5月），第405-423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进展》，《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font style="font-size:9.0pt;co月），第40-47页。
②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①见本书第2章。
②见本书第8章。
③《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46-450页（史华慈着）、505 514页（陈志让着）。
④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治”（与神权政治相对）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31页。
①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18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93页），必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第5-9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①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②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1912-1924年》。
①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12卷。
①杜阿拉着《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327-336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着《权力与社会》第260-261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②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31、182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石个人独裁（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3、132、137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追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40、286页）；或把南京政府的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41-342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不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太过分扩张，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民党统治的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第1-10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10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第18－24、307-308、332-334页。
①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308－313页。
②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着）。
③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着）和第13章（佩珀着）。70年代和80年代初撰写共产党根据地的详细历史研究专着，提供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与地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况。见戴维·保尔森：《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1期（1981年10月），第13-18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着有：斯蒂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琳达·格罗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是研究共产党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着。
①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82、286-289页；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43页和第3章各处。
②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7章，把共产党的社会政治改组同并不重新整顿地方社会的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共产党根据地政策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和共产党政府在建立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