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21]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③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页。
①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1、19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56页。
①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69、174-175页。
②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38-55页。
①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页。
①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第139-141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6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年》，第306- 308页及各处。
②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106-111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页。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0-347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2/8- 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页。
①《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25页；陈少校：《黑网录》，第102- 106页；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180-181页。
②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51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678（1943年12月24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第3、23页。
①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66-178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9-19页；江上清：《政海秘闻》，第157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251，附件1（《1943年12月26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1-2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116311，第2页。
②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3页。
③《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2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18-121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194、199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21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理》，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2页。
①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366（1944年4月25日），附件，第2-4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年6月7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第1卷，第542页。
②《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 4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页。
③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1943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档案893.105/93，第2页。
①张文实：《云南内幕》，第16、42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页。
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492页。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346-347页。
④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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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15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1938年12月）
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