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19]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①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②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①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1944年 11月与 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①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2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1943年》，第437页。
①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94页。
②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③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④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①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①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题札记》，第20-28页。
②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①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35-36、146-149页。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9页。
①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页。
②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①《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141、316页；《商务日报》，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1945年8月7日。
③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①《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②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①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璈：《恶font style="font-size:9.0p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页。
政治上的虚弱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