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16]
10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1944年11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①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②
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50万士兵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税收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①
尽管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计有22次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②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两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7-8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人。③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值。例如，他们宣称1944年6-8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84%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队，而只有16%对付国民党人。①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②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时，这些师中有8个已经完成了13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个师已经开始。但是余下的300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①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②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6页。
①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②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③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①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
②《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第 69 章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约40%。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又急剧上升。①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33%，而它的岁入下降了63%。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10表）。
表10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1937-1945年
（总额和价值以100万元为单位）
*此为每年12月份的数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304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