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14]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③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②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②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③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①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②《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③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①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②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③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①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②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①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②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①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②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④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①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②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font页。
②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
①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③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④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⑤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①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②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③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外国军事援助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10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