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1]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年与1797年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①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①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费侠莉着。）。
②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版，第126页。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
第一个时期，以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世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1853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18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所激发的叛乱。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为之震惊。②到50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世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2.5亿人，而在1850年为4.1-4.3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20世纪的头10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纪中期的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爱国精神所激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质疑。①
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区。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集团。
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