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98]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委员。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年3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既然蒋已于1927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27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那样只有大约130名成员了，到1927年中期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史论》，1，第31页。
③ 《红色文献》，第28和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52页。
②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58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长征》，第50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和168（1926年8月22日）。
③ 《工人》，第319—328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⑤ 《劳动周报》，5—8（1923年5月和6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工人》，第407—408、413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②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年12月）。
④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韦尔斯：《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是5180000人。见《农民》，第288页。
② 《农民》，第391、410、413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④ 《农民》，第289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⑥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241页。
⑥ 《农民》，第400—401页。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和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96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