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78]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着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着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着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着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①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② 这将导致他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①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②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③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①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页。
①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五四及其影响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