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61]
很明显，康和谭都不理解科学真理的阐述要由实验的检验来核实。他们可以随便把思辨推理的传统结构作为科学结合进他们的宇宙观。然而，他们更相信科学真理，因为一方面以经验为根据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学，看起来都证实了科学真理。康是一个热心的天文观察者，而谭曾进行经典力学方面的实验；两人都迷上了数学，当作一种能够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已认清的自然真理的演绎论证方法。代数学为谭提供了陈述相对数和常数的普遍的宇宙论关系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会道德看作受历史制约的意义上，是一个道德相对论者，试图证明道德的终极真理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
对比之下，严复对科学的评价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验证的理论上。这导致他首先翻译穆勒的《穆勒名学》，然后翻译杰文斯的着作，努力把归纳法原则当作所有严谨的真理探索的基础引入中国。即使如此，尽管在引进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严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的人一样，相信科学事实——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证实了他整个进化宇宙观的权威性。
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的初期以来，在治国之术方面，对西方技术的敏锐而注重实用的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改良主义者把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观的新信仰，使他们更容易欢迎技术文明的到来。1898年改良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社会上起改良作用的工业化潜力的基本措施。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认识到技术的改革是无尽头的，既需要持续的发明创造浪潮，也要对今天认为还难以办到的人类健康和幸福问题可以靠未来发现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持久地敞开大门。把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当作独立和国家威力这些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看法是改良宣传的一个中心，但是领导者依据自己的权利有效地超过这一点，而把发展的成果描述为人类的利益。
他们不仅提出了发展战略性工业如铁路和矿山的计划，他们还为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进了的论据：它会创造就业机会，也会增加闲暇时间；科学的农业会增加食物供应；现代交通、通讯设备会促进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如果说这些见解表明了中国人对19世纪典型的工业进步的信心，那么同样表明这种信心的是，中国改良主义者深信他们不会面临任何不可克服的物质障碍而取得成功。对于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化能力的怀疑，梁启超重述欧洲人自己信赖科学方法和发明创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应问题，以之作为回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欧洲自己信赖无穷尽的自然资源，假定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对于待开发的资源定有足够的办法。存在落后的意识，但为跃进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在1898年夏天表现得最明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即使是稳重的严复，都谈到顶多在几十年内赶上欧洲；他们评论说，欧洲自己的经济优势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同时后来者对于发展具有能从他们先驱者的失误中获得经验的优势。
工业主义的社会代价，在欧洲本身是如此明显，在改良运动的早期却很少被讨论。当康有为或梁启超附带地指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没有消除、而且甚至可能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他们把这看作欧洲道德上的失败，但这既不是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也不是永久的特征。谭嗣同通过对比奢侈的丰富和节俭的不足，对资本主义行为提出了一种引人注意的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结论是，与传统的农民节俭习惯——贮藏和积蓄——相对照，资本主义的花费和投资模式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渗透性”（通）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的改良主义者把消费资本主义理解为发展的目的。谭宁可认为物质丰富的实现将使人民从他们对事物的欲望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康则预言，在“大同”社会里财富将为所有的人共同享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唯一模式，但是按照“大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它却只被理解为一个发展阶段。梁启超1902年与社会主义理论接触，从另一端热情地赞成它，把它看作朝向预定目标所要采用的先进经济制度的当然方向。
当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有希望在物质上改造社会时，民主激发了政治更新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改良主义者既有一个批评帝国专制政治的直接目标，又有一个避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作风的“为公”政府的长期理想。
在历史上，中国治国之术的实践者们曾把“为公”政府的目标看作政治的一种道德精神。在组织公共行政机构和吸收首领方面，他们曾提出两种主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专制君主的“个人”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1895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内部。
1895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