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56]
直系1924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1926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①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1916年以后的所有全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年6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① 《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②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年3月起他已经担任临时总统。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①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①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②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③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①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②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③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①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①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