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52]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110000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着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①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牢固。①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20年代初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省。到了1924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定共事。②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①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②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1920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联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们于1926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③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军阀主义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