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58]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① 费唐：《报告》，1，第243页。
② 《申报》，1927年6月24日，第13页；1927年6月30日，第13页；1927年7月2日，第13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页。
③ 同上书，1，第379页。
① 同上书，1，第192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页。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页。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页。
① 同上书，第286—301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书目介绍
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着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着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着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着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着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着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着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着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