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4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19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① 有关权力从占有土地的士绅转移到城市、商业或官僚精英手中的问题，参阅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35、248—260页。伊懋可用农奴制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转移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论；但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所有权制度以及一般的社会结构在18世纪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动。参阅托马斯·A.梅茨格：《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第33—44页，载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现代经济史讨论会》（台北，1977年）。关于名流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可参看伊懋可：《上海的行政管理，1905—1914年》，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4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02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5—25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年），第130—168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6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44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242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84—301页。S.A.M.阿谢德：《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年12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的《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3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1964年），第408—429页。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至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③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④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在18至19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着名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年又参加了争取召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动。1905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向商人提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0000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平了道路。①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