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25]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军保卫江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反共情绪和
Chapter_18
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①
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
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
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①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_0749_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